阎瑞生：《一步之遥》背后的历史

禁不住朋友的诱惑，18号当天被带着去看了场《一步之遥》。偌大一个影厅观众很少。期间有玩手机的，有睡觉的，虽无中途离场的，却清一色高呼「看不懂」。当知剧后还另有一个故事：1920年的上海。

阎瑞生，1895年生人，祖籍河南，性格上据说小反社会。维基百科说他「外文流利，长相不俗」，可惜其人好赌，妓院常客，校方开除。1920年，又丢了工作。情急之下骗来个钻戒当了600大洋，又输了个精光。走投无路的他打起了王莲英的主意。

王莲英，花国总理。电影中提到的「花国」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当时妓院搞群芳选举大会，王莲英夺得第四一举成名（第一名为总统，二三位副总统，第四为总理。据说当年谈论其政治时，常将妓院总统和民国总统放在一块，也算风俗了）。这个总理本身也就一个妓女，却爱穿金戴银，招摇过市。终被谋财害命。出事地点在今徐家汇，当年还是一块农地。尸体被抛在农地里，可能是太过紧张没来得及埋。

尸体被农夫发现了，警察追捕，被捕，一审后从法租界引渡到华界（话说一步之遥电影中引渡的镜头我还是挺喜欢的），11月23日，枪毙阎瑞生。

而后几年，关于阎瑞生的书，剧就没停过，甚至专门有叫《枪毙阎瑞生》的册子。真实史实与电影中的情节，相似度可比上映前流传的要高的多，除了历史上是真杀，电影里是冤杀。故事剩下的部分，我就不说了，电影历史不一样。

参考资料：

维基百科：阎瑞生

1920年上海“花国总理”被杀案调查

《阎瑞生》剧照。该剧是1921年由上海“中国新戏研究社”与商务馆联合拍摄的我国第一部故事长片，根据当年上海租界上发生的“阎瑞生谋杀王莲英”一案的真实社会新闻摄成。俗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又有人说：赌的就是心跳。一个色，一个赌；一个刀，一个跳。在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５日的拂晓，晨光熹微时分，上海西区徐家汇镇的居民在镇西首的麦田里发现了一具脖颈上明显留有扼痕的青年女尸。

镇西首麦田里的一具女尸

发现女尸的居民赶忙报告地保。地保宗某随即上报地方检察厅，检察厅闻警出动，派员赶赴现场勘察。

奉命前往现场勘察的检察官和检验员验明死者年约２０余岁，一身条子纺绸衫裤，鞋已脱落，一双虽窄却从未裹过的天然足上套着薄薄的丝袜。

当天晚些时候的验尸结果进而证实，死者上下内外均无伤残，唯独脖颈深深留有麻绳既缠又勒的印痕。

几乎同时，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上的老闸捕房也接到报案，说三年前当选为第一届“花国总理”的高级妓女王莲英，与嫖客朱某，同乘１２４０号汽车，随身插戴价值几千余元的金银首饰、珠宝钻石，外出游玩，再没回来。

根据１２４０号车牌，巡捕房的侦探很快找到了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第五个儿子朱子昭。

朱子昭是朱亿昌的五叔。2006年春夏之交，朱亿昌在他毗邻轻轨３号线的寓所里接受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的专访。朱亿昌说：“别的证据没有，就是一部汽车，就是那一部汽车的牌照。当年上海，汽车不像现在这么多，那时候汽车不多，中国人有私家车的更少。一查汽车牌照，对了一下号码，发现是我们家的，是朱家的，包打听就到我们家里来了。”

朱子昭承认1240号牌照的汽车是他家的，但是他又说，王莲英失踪当晚，这车被人借去用了。借他车子的人是阎瑞生。

目标这就锁定了阎瑞生，锁定了这个６天之前真正用汽车将王莲英从家里接出去兜风的男人身上。

赌徒阎瑞生

阎瑞生，1895年生于上海，原籍河南汤阴。

1895年的中国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这一年的中国始于上海人民“匿名揭帖，遍布通衢”，坚决反对腐朽当局屈膝求降的抗议。（注：汤志钧等：《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499页）

这一年的中国以“拒和、变法”的“公车上书”和“宁以义死，不苟幸生”的台湾大甲溪为荣。

生逢其辰的阎瑞生却走了另外一条路。

阎瑞生从小具有反社会变态人格。他和大多有着反社会变态人格的人一样，智能良好，没有妄想或其他不合理的思维，也没有神经病症状；却多疑，不诚实，极端自私，自我中心，不近人情，无自知力，无道德心，缺乏耻辱感，缺乏情感反应，不对人际关系负责，想象脱离实际，特别爱做无明显动机的恶作剧。

阎瑞生4岁那年，有个姓黄的孩子逼他喝放了香灰的豆浆。他一声不吭，全都喝完。但他父亲生日那天，那个姓黄的孩子来他家吃面，他就将他事先抓到的许多苍蝇，捣烂了拌入对方面中，导致对方上吐下泻，整整一夜不得安宁。

阎瑞生很聪明。他从小“伶俐”，人见人爱。外语又好，“法文英文亦颇纯熟，会话文字，均所能为”。他还“长于踢球”，脚头功夫十分了得，曾有一场比赛独中三元的纪录。（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8月第九版，5页）但他又敌视社会，老是与他周围的每一人作对，赌博也就成了他与人为敌的常用手段。

阎瑞生坦陈他“素性好赌”。13岁那年，他曾将他母亲给他的10元大洋，连同他“朝夕饲养”的两只蟋蟀一起押在了蟋蟀盆边，“以博胜负”。不料，刚一交手，他的蟋蟀便就落荒而逃，铩羽而归，气得他当场就“将所养蟋蟀，两头一齐捏毙”。（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8月第九版，3页）

为了对阎瑞生的反社会变态人格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位，2006年7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在上海电视大厦12楼的摄影棚里采访了沈勇强。沈勇强是上海师大心理学教授。沈勇强说：“虐待小动物或者昆虫什么的，也是一种反社会行为。一般人不敢随便杀生，可能有的人还怕小动物。而阎瑞生却可以用他的手，当场‘将所养蟋蟀，两头一齐捏毙’。捏死之后还要撒谎，骗他母亲，说她给他储蓄的钱遗失了，丢了，找不回来了。撒谎本身也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在他早期人生中的一个行为特征。”

1923年，阎瑞生进入震旦学院的大门。虽然“院中规则甚严”，他仍或“买醉于酒楼，寻芳于妓院”，或“于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掷骰以博胜负”。他的骰子是用豆腐干做的，“既无声息，又无痕迹”，赌完还能“吞而食之”，因此被他视为“绝妙之赌具”。（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8月第九版，4页）

阎瑞生终因东窗事发而在毕业前夕被校方除名。

之后他考入北京交通传习所，又在华北银行、良记公司和法租界电车公司供职。由于每月收入不少，他更是变本加厉，有什么赌什么，以致入不敷出，债台高垒。

沈勇强在接受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采访时说：“对于阎瑞生来说，从他整个经历来看，反社会变态人格很明显。18岁以前，他有这么一种恶习，放浪形骸，嗜好赌博。18岁以后，同样的好赌好色，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把所有的金钱全都用在赌和色上，还欠了许多的债。所以我们说，阎瑞生是一个典型。他的人生轨迹清楚表明，他具备了很典型的反社会变态人格。”

阎瑞生输红眼了，竟将他从他的相好、久安里妓女题红馆那里骗来的一只钻戒，当了600元，全都买了江湾跑马厅的赛马票。

“花国总理”王莲英

江湾跑马厅又名万国体育场，以现在的武川路和武东路交叉点为中心，半径约五百米成圆形，中有三圈马的赛道，外圈铺成草地，另有三个赛台，一个高大的自鸣钟。

阎瑞生孤注一掷，希望能够发一笔横财，将所有欠债全都了清。不料一场赛完，不仅没能绝地反击，收复失地，反倒将用来翻本的600元本金也赔了精光。

阎瑞生就盯上了高级妓女王莲英。王莲英天天佩戴名贵首饰招摇过市，这怎能不煽起他的贪婪、他的疯狂？

安克强是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学院院长。安克强写过一部专著，题名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安克强认为：“娼妓界处于正派人的社会和包括流氓、黑社会在内的边缘群体社会的分界面上，它同时也是一个有大量金钱流通的世界。财富在那里被炫耀，其中有嫖客的，也有高级妓女的。因而，出现由这些财富引起的贪欲也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偷窃和敲诈勒索是妓女这个职业必然面临的两个风险。不过，它们并非是仅有的风险，暴力会以更野蛮的形式出现。”（注：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171页）

安克强在说到“暴力”与“风险”时配了一幅插图，用的是“点石斋”画报里的漫画，画面为“铁锥刺妓”，即“高级妓女在街上遭袭击”。类似的画面我们在同时期的《图画日报》中看到更多。它们表明：“高级妓女外出时佩戴的非常昂贵的装饰品，有时也会给她们带来麻烦。一旦夜幕降临，她们就有遭到袭击的危险，笼罩着街道的黑暗方便了对高级妓女的袭击。”（注：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173页）

然而，四马路上的王莲英本来也没有什么“高级”可言。要不是在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举大会”上技压群芳，一举成名，她也只能是凭槛倚阑，沿街拉客。

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当年上海，四马路及其周边地区的妓院高度集中，一如近代上海著名学者、政论家、报人王韬在《红豆蔻薄幸诗》中所说：“十里之间，粉黛万家，昼则绵绣炫街，夜则笙歌鼎沸”，简直就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红粉街”，一个不折不扣的红灯区。

1917年秋，坐落在跑马厅对面的“新世界”参照晚清的花榜、花选，“取法二十世纪新世界之共和制度”，以“数十万大资本之游戏场”，“做群芳大会之选举场，特于二层楼上高搭彩台，别筑群芳座，又设品花席，更设看花处”，将那些四马路上的妓女全都请来现场登台亮相，献演作秀，为第一届花国元首、首脑以及各部总长的海选大造其势，所谓“高抬花声价而为花花世界放一异彩”。（注：《新世界》1917年12月12日第二版）

安克强在《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中也说到了这一届的“群芳大会”。安克强说：“那年冬天，作为上海娱乐中心之一的‘新世界’组织了一场选举。尽管被选举的对象只是一些高级妓女，但它看上去却更像是一场选美比赛。不过，与以往的开花榜不同，在这次比赛中，稍有一些名气的高级妓女大都榜上有名，即使她们得到的只是一种安慰奖。同时，花榜的形式也不再模仿科举制度，而是模仿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它选举产生的是‘花国’的代表，从总统、副总统一直到参政院的参政，另外还有各部的总长、次长，反正有足够的职位来满足大量的高级妓女的需要。这实质上是对北京政府的拙劣模仿。此外，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投票资格也是根据财产来决定的。一个嫖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大量的选票投给某个高级妓女。”（注：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70页）

花国逐鹿，鹿死谁手。这次“群芳大会”是一元大洋一张选票，海选百花帝国的正副总统、总理；参政院正副院长、参政；才部、貌部、品部、艺部总次长、都督、政长、都统和知事，事关牡丹、兰花、梅花等金质奖章和芙蓉、芍药、鸡冠、紫薇、茶花、荷花、海棠、菊花、水仙、桂花、玫瑰、桃花、榴花、凤仙、月季等镀金奖章的最终归属；事关日后生计和未来身价，那些千娇百媚、多才多艺的青楼女子，怎能不欢呼雀跃、斗姿争艳，使出浑身解数？1917年12月12日的《新世界》报刊登，当时王莲英一身男装，“浅灰袍裤金马甲”，款款登上共和厅正中的歌台，放声唱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逍遥津》，顿时赢得满堂彩。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举”揭晓。王莲英“票数一万八千，权属次多数，当选为花国总理”，位列第四。（注：《新世界》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４日第二版）

一夜间，丑小鸭变成白天鹅。随着“花国总理”的金字匾额连同“莲钱出水千人选，英武能言四坐春”的对联赫然挂起，技压群芳的王莲英也就改弦更张，鸟枪换炮，以当红明星的标准，重新包装自己。

他是一个“脱底棺材”

按照郁慕侠在《上海鳞爪》所说，王莲英自从当上“花国总理”，为了出风头，她“对于衣服饰物唯奢是求，手指上常御大钻戒，光耀炫目”。（注：郁慕侠：《大少爷谋害妓女》，《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194页）《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的作者也说，“花国总理”的光环让王莲英迷恋时尚、追逐奢靡，“先向小花园一弄看定新式房屋两幢，择日迁居”。（注：海虞懊侬生：《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上海图书馆1920年7月第一版，40页）

上海叫小花园的弄堂多达十六条，只是真正位于福州路、九江路和浙江中路一带的也就两条。这里曾经“夹道榆柳，一望无际，春藏莺簧，夏发蝉噪，秋冬寒鸦点点”，住了不少外国人。但是，大量妓院的纷至沓来，终于使得赏心悦目的鸟语花香全都变成了“荡妇妖姬”的乌烟瘴气。（注：钱化佛：《三十年来之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11月第一版，3页）

搬家后的王莲英又将普普通通的金银首饰全都看做破烂一般，凡是国产的绫罗绸缎就更不往眼里去。她要穿就穿进口的哔叽料子，要戴就戴如假包换的南非钻石。然而，乐极生悲，灰姑娘故事的花国版，最后蜕变成为荒郊野外的血光之灾！

安克强对于王莲英的惨死深表同情，他在《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特别说到了这一恶性事件。他说：“高级妓？

 

《一步之遥》原型：1920年上海滩的“阎瑞生案”

《一步之遥》可能比不上电影原型故事本身精彩，那就是1920年轰动上海滩的“阎瑞生案”。从案件发生到“惨情小说”的热销以及电影《阎瑞生》的拍摄，着实热闹了好一阵。 当时在上海，一天有5家戏院在演阎瑞生案的戏。

12月15日，姜文电影《一步之遥》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公映放在了12月18日。从首映式上得到的反应，第一批观众对《一步之遥》并不满意，《一步之遥》可能还比不上电影原型故事本身精彩。

电影《一步之遥》的故事原型是1920年轰动上海滩的一起命案“阎瑞生案”，而早在1921年这起命案就已经被改编成电影上映，电影《阎瑞生》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长片。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汤惟杰的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早期电影，而在2006年前后，他曾花了相当长时间研究电影《阎瑞生》以及电影故事原型，并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12月15日，汤惟杰就1920年的“阎瑞生案”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在电影《一步之遥》正式上映前，让我们通过汤惟杰来了解一下1920年的这起上海滩大案以及此后上海滩文艺界对此事的创作发挥。以下为汤惟杰口述。

阎瑞生手头紧，出了下策

阎瑞生读过震旦大学，外文不错，据说懂英法文。我看到一些材料说，他曾到香港短期工作，一直都是在洋行工作。但阎瑞生有个恶习——好赌，他还有个相好，是个妓女名号题红馆。1920年端午节前，阎瑞生偏偏丢了工作。他去题红馆那里向她讨一只钻戒，说自己最近头寸不足，过几天就还给她。题红馆就把钻戒给了他。阎瑞生把钻戒当了600大洋，回头就去了江湾跑马场赌博，结果一下子把钱全输了。情急之下，他就出了下策。

当时他有两个狐朋狗友吴春芳和方日珊，他们是贩茶叶的，阎瑞生拉他们一起干一票。其实他已经有了目标。题红馆的姐妹中，有一个是这个行当里的佼佼者，也就是王莲英。1917年，新世界（戏院）为了招揽客人办了花国选美。当年妓女选美很多，新世界一拍脑袋，现在已经是民国了，我们把获奖名头改了，第一名叫花国总统，第二三名叫花国副总统，第四名叫花国总理，而王莲英就是1917年的花国总理。

花国选举是模仿了所谓政治选举，到后来，公众经常会把花国总统和民国总统放在一起开玩笑。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民国的政治文化，妓女选美成为讽刺政治的一种方式。

王莲英爱出风头，只要出场就要珠光宝气披金戴银。恰好在那个年代，这些妓女们算是时髦女性，爱戴钻石。阎瑞生通过题红馆知道王莲英有这种生活派头和习惯，她出门行头全身上下总要几千块钱。于是阎瑞生就有了打劫的念头，但总得要有办法把她噱出来。

为钱财杀人，被捕后执行枪决

阎瑞生在震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学，是上海商会会长朱葆三的儿子，叫朱老四，阎瑞生不仅跟老四关系很好，还跟老四的弟弟老五关系很好。朱老五有一辆小轿车，车牌号1240号。当时，轿车是时髦事物，上海的小报经常报道上海滩伶人妓女的绯闻八卦，经常写某某妓女坐着红色轿车在四马路疾驰而过之类。

阎瑞生就向老五借了他们家的轿车。我查了当时的口供。当时报纸胃口很好，在案子了结以后把证人证词、口供全部登出来了。朱家老五后来说，我也不是很情愿，毕竟轿车是很昂贵的。老五说，当时他欠了阎瑞生一个人情：阎瑞生丢了工作后，再找工作需要一个保人。他找了老五，但他没答应，所以有点欠他人情。这次借车就同意了。回头，阎瑞生他们就把朱家司机打发走了，然后就把王莲英接出来。

他们开车一下子就到了徐家汇。当时的徐家汇还是郊区，一片麦田。阎瑞生事先做了准备，他买了一种叫哥罗芳的麻醉药水，倒在棉花上闷在王莲英脸上，然后把她拖到地上用绳子勒死了。阎瑞生三人就把王莲英身上的行头分赃了。后来说，王莲英身上行头大概值4000大洋。

这件事情发生在当年的1920年6月9日。6月15日，当地附近农民发现了尸体。原先阎瑞生叫其他两人把尸体埋掉，但他们当时可能有点怕，天色也已经晚了，只是简单抛尸在田野里。当地农民就把这个事情报告上去。

发现女尸是6月15日，第二天这件事情就上了报纸。当时阎瑞生还在上海。但是，朱老五坐不住了。王莲英的养母他们来找老五了。老五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去找阎瑞生。他们一行几人边走边说，走到百多洋行的时候，阎瑞生借口进去办点事情就不见了。

阎瑞生当时已经结婚，他的家其实在青浦。他逃亡后还回了一次青浦的家，然后又逃到外地去了。很快，阎瑞生在外地把钱花完了。通缉令当时发得很远，7月，阎瑞生在徐州铜山被人发现，然后被押送回上海。

阎瑞生的一审在会审公廨，当时是法租界，然后引渡到华界。当时上海有个淞沪护军使，那一任是卢永祥。一审就判了死刑。1920年11月23日，阎瑞生在龙华被枪决。枪决那天，围了上万人，据说他的相好题红馆也在现场。

“惨情小说”开始登场

阎瑞生案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6月15日女尸在麦田被发现，第二天报纸就刊登了此事。到了7月2日，《申报》上就刊登了一则广告，说他们要出版《莲英惨史》。之后《阎瑞生自述》、《莲英痛史》、号称“惨情小说”的《枪毙阎瑞生》之类的小册子不一而足，纷纷登场，一时间充斥街头报摊书肆。

从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当时的上海媒体相当发达，大大小小中文报纸都对阎瑞生案连篇累牍。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个案子在租界一审的时候，审理是不对外的，但是各大报纸都派过去抄审判文书，然后回来登报。甚至几份英文报纸都连续刊登了这个案子的进展，9月20日《字林西报》还为此写了社论《莲英与电影》，这篇社论说这起凶杀案的细节跟电影情节非常近似，很多电影桥段都是从这抄袭来的，比如凶手是三人组，受害者是漂亮不安分的女性，夜晚的兜风和凶杀等等。那段时间，好莱坞非常流行拍连续性的侦探片。

阎瑞生案最精彩不仅是案件本身，而是围绕案子发生的这些有意思的事情。

1920年11月23日，阎瑞生在龙华被枪毙。11月24日，上海滩同时有两部戏在演这件事，一个是在大舞台，一个是在笑舞台。大舞台演的是连台本戏《莲英劫》，笑舞台演的是文明戏《莲英被难记》——也就是早期的话剧。阎瑞生案后，江南一带的戏曲门类都改编过这个案子，我甚至发现北方的一些戏曲门类也有改编，后来我在网上看到过郭德纲版的《阎瑞生》，说明相声也改编过。

当时在上海，最热闹的时候，一天有5家戏院在演阎瑞生案的戏，其中有一家黄金荣的共舞台，共舞台唱这出戏的有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是后来成为黄金荣小老婆的露兰春，一个就是孟小冬。其中有几个著名的唱段，在当时都是广为传唱的。百代公司在1921年2、3月份曾出过一张唱片，录的就是他们俩的阎瑞生案唱段，叫《惊梦》。这张唱片我有。

1921年2月，在南市九亩地的新舞台也演了文明戏版的“阎瑞生”，这个版本的“阎瑞生”还在报纸上做广告，说自己的戏跟别人的很不一样，弄了一辆真汽车在舞台上。阎瑞生当年在逃脱的时候，有一次是跳进河里的，所以在舞台上真的弄了一个水池，让演员跳进池子。在视觉上，新舞台力求还原当时的现场。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版《阎瑞生》的出现是呼之欲出的。

电影《阎瑞生》曾在全国放映三年

电影《阎瑞生》跟上海兴起的第一波电影产业是同步的。一战结束后，上海开始引进大量外国电影，很多人都想进入这一行。在一战前，上海这边已经有人在拍电影，但规模都很小，电影本身很多也就10来分钟。一战后，进入上海的外国电影中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你会发现，第一批进入电影圈的人，他们中有90%以上的人同时是炒股票的。电影对他们来说是商机，跟炒股票是一回事情。上海的电影产业完全不是文艺青年们搞起来的，纯粹是逐利的。

但电影版《阎瑞生》的出现是另外一群人在做。当时上海有一群在洋行里工作的年轻人，他们都喜欢电影。这群人和中国早期电影渊源很深，有些人一直从事电影行业直到1949年后。这群人里有顾肯夫、徐新夫、陆洁等，陆洁后来还成为文华电影制片厂厂长。这些年轻人都喜欢看电影，他们在1920年冬天建立了一个叫中国影戏研究会的组织，最初不到十个人。他们一开始想做一份电影刊物，1921年1月份，他们在《申报》上登了预告，说他们正在编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

现在的资料显示，3月底4月初又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说，第一期杂志要出来了。到了5月，他们又在《申报》上登了广告，内容有两条，一是自己改了名字，中国影戏研究会改名为中国影戏研究社，办公地点从山西路搬到了浙江路；二是向大家做了预告，第二期杂志可能拖期，因为他们在拍电影。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登了广告说自己正在拍阎瑞生的电影。他们自称投资5万元，我觉得是吹牛。之后，他们还登了几次拍摄花絮。比如，昨天几月几号一行人到江湾拍一场戏，扮演阎瑞生的人叫程寿芝，他认识阎瑞生，他也在洋行工作，据说两人长相很像。后来大家做了比对，确实是有点像。

中国影戏研究社的这些年轻人要拍电影，问题是他们没有拍过电影，也没有摸过摄影机，只是喜欢看电影而已。所以真正的拍摄是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在1917-1918年间成立了活动影戏部。当时商务印书馆主业是教材，他们对外宣称这个活动影戏部拍的是教育电影，但其实是娱乐电影。

商务印书馆接了中国影戏研究社的这单活。所以电影《阎瑞生》的导演是商务印书馆的，导演可能是两个人，一个是任彭年，一个是徐新夫，但这只是一种说法。

当时的电影还没有那么严格的拍摄标准，也可能是大家一起拍的。但是掌机的人是很清楚的，就是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廖恩寿，真正执笔的是商务印书馆杨小仲，他后来成为有名的导演，曾拍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921年7月1日电影上映，中国影戏研究社包下来当时上海最豪华的电影院夏令配克影戏院——解放后更名为新华电影院，就在现在的南京西路凤阳路一带。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夏令配克影戏院放映。做广告的时候，他们还自我标榜，我们演的都是真的，涉及到当时犯罪的地方，犯罪的那些经典，它都说是真的，比如一品香饭店，王德昌茶叶店，佘山天主教堂。

电影《阎瑞生》的票价当时是1块和1块5两种，生意非常好。电影放了一个礼拜，每天晚上放两场，第一场7点，第二场9点半。这部电影，胶片10本，每本10分钟，也就是说这部电影有100分钟左右。从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的夜生活非常丰富。而这种放电影方式是当时上海的惯例，白天是很少放电影的，《阎瑞生》也只是在那一周的周六白天加映了一场。也就是说，在首周，《阎瑞生》共放了15场。据1927年的《中国影戏大观》所讲，这部电影在第一个礼拜赚了4000大洋。

电影《阎瑞生》从1921年起不断再映，并在全国轮演，大概一直演到1924年。

由此可见，上海的媒体非常发达。这件事情本身也催生了新的媒体，比如中国影戏研究社，他们去拍了电影。他们其实也是“一片公司”（就只拍了《阎瑞生》），后来再也没有拍过电影，但这里有些人成为中国电影的老前辈。而他们编的杂志，第三期开始跟明星公司合作，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期。其实除了阎瑞生案，很多社会案件都很快被改编成各种舞台剧。从这也可以看到，上海当时的媒体和娱乐界的吸纳能力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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