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豆的曾经与现实：非转基因成保护伞

中国大豆的曾经与现实：非转基因成保护伞

 

黑龙江省饶河县即将收获的东北大豆(摄于2012 年9 月)

黑龙江省国营九三机械农场的农业技术员在豆田里研究新收割的大豆(摄于1952 年)。

中国大豆：曾经与现实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2011 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为5263 万吨，2012 年迅速增加到5750万吨，增长了9.3%。2013 年中国进口了6340 万吨大豆，比上一年又增长了10.3%。相比之下，2013 年中国本土的大豆产量只有1200 万吨左右，不到进口量的20%。数据背后的中国现实，需要细致观察。

杂交玉米的逆袭

大豆起源于中国。考古证据显示中国从公元前2800 年就开始种植大豆了，已经种了将近5000 年。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五种，黍稷菽麦稻也”的说法，“菽”即为大豆。大豆对日照条件较为敏感，没太阳长不好。东北地区纬度高，夏季日照时间长，是中国最适宜种大豆的地区，所以才有“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样的经典歌词。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豆一直因其广泛的用途和旺盛的生命力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吉林农科院大豆研究所前副所长矫树凯对我说，“让中国大豆走下神坛的事件只有两个，一个是杂交玉米的出现，另一个就是大豆进口的开放。”

如果一个农民种地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那么他肯定是自己想吃什么就种什么。但当他成为一个靠卖商品粮挣钱的“职业”农民后，决定因素就变成了“比较效益”了，即单位面积的土地种哪种作物能带来更多收益。决定收益的是单位面积的种植成本、产量和产品的销售价格，解放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较为落后，大豆的产量在每公顷600 公斤左右的水平，玉米可以达到1000 公斤左右，但由于大豆价格较高，两者相安无事。据矫树凯回忆，直到上世纪60 年代末期时东北地区的大豆和玉米种植面积还是差不多的，农民没有偏好。

“我生长在辽北，我们那个屯离赵本山家不远。我清楚地记得1969 年我们屯的会计从外地背回来一袋还没有脱粒的杂交玉米种子果穗，玉米穗很小，十二三厘米长，有乒乓球那么粗。村里人很怀疑，说这怎么能高产？他笑哈哈地满怀信心地说，种儿小没关系，你看驴小不小，还不是生出大骡子来？”矫树凯回忆说，“没想到真给他说对了。此前我们村最好的玉米田每公顷可打2 吨玉米，会计引进的杂交种打了4 吨！于是这位会计立刻就成了全村的英雄，只几年时间我们村的玉米播种面积就超过了大豆。”据矫树凯回忆说，当年农民们看到成果后立刻就接受了这项新技术，没有出现什么“反杂交运动”。倒是曾经有人反过化肥，觉得这玩意儿看上去像药，不敢往田里撒，而是偷偷埋进土里，结果那块地上很快就长出了绿油油的青草，茂盛得不得了，农民们看到结果后也都立刻倒戈，开始用化肥了。

通常情况下，育种技术的发展速度很慢，产量是逐步提高的，农民接受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杂交玉米很不一样，增产效果特别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把以矮秆小麦和杂交玉米为代表的新一代农作物的出现称为“绿色革命”的原因，它们就像革命一样迅速席卷全球，彻底改变了整个农业的面貌。其中杂交玉米尤其特殊，除了能迅速提高产量外，它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农民不能留种，只能去专门的种子公司购买，这就为全世界的种子企业开启了新的盈利模式，也为玉米的科技革新奠定了基础。

“传统的农作物属于开放授粉品种，农民完全可以自行留种，所以种子公司只能卖一季种子，第二季就卖不动了。”矫树凯说，“另外像大豆这样的农作物，每一代新品种的进步幅度都不大，所以卖不出高价。杂交玉米则不然，靠的是杂交优势，第一代产量非常高，从第二代开始产量就急剧下降，所以农民愿意出大价钱买种子，种子公司和科研院校自然也就愿意在这上面投钱搞研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种业成了朝阳产业，发展极为迅速，但真正成了大企业的都是经营杂交玉米或杂交水稻种子的。其中玉米绝对是全世界种子行业科研经费投入最多的品种，高投入自然也带来了高产出，如今中国玉米的平均单产达到了每公顷5.8 吨，东北地区可以达到8 吨左右，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块甚至可以达到10 吨，是上世纪60 年代的5 倍。美国中西部地区所谓“玉米带”的玉米平均单产甚至可以达到每公顷13 吨，把其他粮食作物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相比之下，大豆因为科研投入少，亩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玉米。目前中国大豆平均每公顷能产1.8 吨，是玉米的三分之一。大豆的单价虽高，但还不足以弥补产量上的差距，于是种大豆就变得越来越不划算了。大豆产业本来早就应该“沦陷”了，有一样东西延缓了玉米进攻的脚步，这就是气候。玉米产自南美，本来是热带作物，首次进中国时扎根中原地区，适应得比较快，此后便一直向北方推进，但进入东三省后就不那么顺利了。因为前文所述的原因，在国内外大批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玉米的生长期迅速缩短，辽宁丹东农科院选育的“单玉13”种到了吉林省的长春，中国农科院的“中单2 号”种到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交界地带，黑龙江省农垦系统经过长达20 年的努力，使德国一家种子公司培育的耐寒玉米品种一直种到了黑龙江最北端的黑河，实现了中国玉米普及的完美收官。从此玉米登台，大豆谢幕。

虽然曾经担任过大豆研究所的副所长， 但现任一家以色列生物技术公司总经理的矫树凯却决定把公司经营重点放到了玉米和水稻上，不做大豆了。“搞大豆的人对大豆感情比较深，总觉得现在大豆受到了歧视，应该想办法翻身，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但是从国家的角度看，大豆没有优势，应该认命才对。”矫树凯对我说，“种大豆省工省料，貌似节约了资金和劳动力，但大豆产量太低，总的效益不如玉米，这就相当于浪费了土地，而中国最缺的就是土地，不应该鼓励农民再种大豆了。”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显示，截至2010 年，中国主要农作物当中效率值最低的就是大豆，它占用了4.9% 的耕地，产值却只占中国农业总产值的0.8%，也就是六分之一。其他谷物(水稻、小麦和玉米)占用了56.1% 的耕地面积，创造了14.9% 的产值，单位面积产生的效益虽然也不高，但比大豆还是高了50%。相比之下，蔬菜用了12.1% 的面积换来了15.3% 的产值，难怪有条件的农民都去种菜了。这样算下来，渔业和畜牧业的效率值是最高的，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把饲料生产算在里面。小农经济时代，喂猪养鸡用的是农业生产剩下的各种下脚料，但现代畜牧业就不能这么做了，必须找到一个稳定而又廉价的饲料来源，大豆就这样迎来了第二春。

洋豆入侵

“中国从1995 年开始进口大豆，不过从第二年开始，大豆的加工产品豆粕的进口量就超过了大豆。我当时是做谷物贸易的，进口豆粕是什么根本没有见过。对所有中国贸易商而言，进口豆粕也是破天荒的事儿。”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张晓平对我说，“那时国内的饲料企业根据国内的产品描述向国外供应商询问购买‘片状豆粕’，确实让国际商家费了一些周折。我从那时起才知道这玩意儿就是大豆榨油后剩下的豆渣。由于国内豆粕的生产工艺与国外不同，产品都呈片状，而国外的都是粉状或者颗粒状的。”

中国自上世纪90 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肉蛋奶都不够吃了。当时国内的大豆总产量约为1500万吨，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于是自1996 年开始，中国政府对饲料行业采取了倾斜政策，免增值税，只交5% 的关税就可以从国外自由进口豆粕。因为需求旺盛，到1998 年的时候进口量就达到了400 万吨以上。1999 年，为期三年的豆粕增值税免征期结束，进口豆粕不合算了，这部分需求就转而变成直接进口大豆，在国内压榨加工。因此，张晓平认为1999 年才是中国大豆压榨业腾飞的元年。

“中国政府一直把小麦、水稻和玉米当作粮食，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进口需要配额，至今依然如此。大豆原先也被视作粮食作物，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不被当作粮食看待了，而是被划入了油料作物的范畴。中国压榨企业发展迅速，缺乏原料，自然要求进口。那时候大豆原则上是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的商品，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商家同国外供应商的采购合同就被视作配额，按照3% 的关税报关进口。1999 年中国入世谈判进入实质阶段时，在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主要的大豆出口国要求中国的大豆进口管理维持现状，即无配额、低关税，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只能答应。如今一些参与谈判的主管部门官员们都认为，作为重要农产品之一的大豆，进口配额管理就这样放弃了。”张晓平说，“回想起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大家盲目乐观，都以为中国是大豆的故乡，我们的大豆不但够吃，还可以出口，是中国的拳头产品，国内供应短缺只是临时的。没想到豆粕的需求改变了大豆的主要用途，从以前的压榨取油为主转变成压榨取粕为主，使得大豆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如此热门的商品，现在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豆粕富含蛋白质，是动物饲料中蛋白质成分的主要来源。只要对比一下国人餐桌这20 多年来的变化，任何人都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需要进口那么多豆粕。事实上，看一下欧盟的情况就会知道，中国的大豆进口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目前欧盟每年需要进口3500 万吨大豆，而欧盟总人口只有5 亿，相当于每人每年用掉70 公斤大豆(主要是豆粕)。中国的进口量只相当于每人每年45 公斤，仅从这一个数据就可以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有趣的是，欧盟和中国一样，选择了保玉米放大豆的政策。玉米虽然也可用于饲料，但因为品种的差异，玉米更主要的用途是提供碳水化合物。换句话说，欧盟和中国都选择保留碳水化合物，把蛋白质的供应权拱手让了出去。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蛋白质是所有营养成分当中较贵的一种，国际粮食贸易需要考虑昂贵的运费，只有更贵的蛋白质才负担得起。事实上，因为本身适合运输，大豆成了国际大宗粮食贸易当中单位重量最贵的农产品。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进口的6340 万吨大豆当中，来自巴西的有3180 万吨，来自美国的有2223 万吨，来自阿根廷的有612 万吨，三家占了中国总进口量的95%，再加上排名第4 ～ 6 位的加拿大、乌拉圭和巴拉圭，可以说中国人餐桌上的动物蛋白绝大部分来自美洲，一个从地理上来说距离中国最远的大陆。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美国和阿根廷早在1996 年就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了，巴西也没晚多久，如今这三个国家的大豆几乎全都是转基因的了，换句话说，中国人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地吃了将近20 年转基因食品。

“中国刚开始进口大豆的时候根本就不分什么转基因非转基因，没人在乎这个。中国2001 年加入世贸后，因为大豆贸易是完全放开的，为了减缓入世对中国大豆产业的冲击，有关部门认为保护自己的大豆产业势在必行。于是乎，中国对已有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条例进行了修改，将原先着重于国内转基因研究应用管理的条例，完善成涵盖进口转基因产品贸易的一个条例。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必须进行安全评估，育种公司获得安全证书后，贸易公司还要为每一笔贸易合同办理安全证书，买卖双方才能签订进口合同。也就是说，有关方面通过这种审批方式间接地对大豆进口贸易进行了管理。”张晓平说，“这个缺乏实施细则的政策出台伊始，给国际国内大豆贸易商带来了很大的困惑，这就是为什么大豆贸易在条例实施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很不稳定的原因，商人们会在实施细则颁布实施之前拼命进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政策正式实施之后还能不能及时获得所需的大豆。”

虽然如此，因为中国对大豆的需求量增长得实在是太快了，转基因审批程序在经过多方磋商讨论之后，出台的实施细则对贸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限度，各育种公司按部就班地申报，中国按部就班地审批并颁发安全证书和相关检验检疫进口许可证，整个大豆贸易还算顺畅，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近年来由于国内反转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中国政府明显延缓了审批的速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虽然有关方面一再强调，只要是经过安全评估的就是安全的，但还是有很多老百姓不相信。

我们可以来算一笔账。国际大豆贸易以芝加哥期货市场的价格作为参考，目前这个价格约为每吨510 美元。大豆从美洲运到中国需要加上一笔运费，按照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最近几个月进口大豆的到港价格大约在580 美元左右浮动，算上3% 的关税和13% 的增值税，国内榨油厂可以用每吨675 美元左右的价格提货，换算成人民币大约为4100 元。去年国家大豆临时收储价格为每吨4600 元人民币，比进口大豆高了500 元。再加上国内大豆农户较为分散，收购困难，质量不统一，时间也不能保证，所以榨油厂一定会优先选择进口大豆。国产大豆因为全都是非转基因的，大都被拿去做豆腐等豆制品了。中国的大豆食品行业每年大约消耗1100 万吨大豆， 国产大豆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但是因为进口大豆的价格摆在那里，国产大豆也卖不出更高的价格。

如今国产大豆的生产成本大都在每吨2900 ～ 3300 元人民币，如果再加上租地的成本，则超过了4000 元。美国中西部大豆产区的生产成本只有2500元人民币左右，巴西、阿根廷更低，只有美国的一半。如果没有国家收储政策支撑的话，在中国种大豆就成了亏钱的买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释放出的信号显示，已经实行了5 年的大豆收储政策即将终结，大豆农民将获得种植直接补贴，具体办法应该还在商议之中。但不管怎样，中国豆农将不得不直接面对进口大豆的冲击，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上和对方竞争，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开始在民间流传。比如，有人说国产大豆粒大而圆，光泽度好，蛋白质含量高，更适合做豆腐。中国农科院专门从事大豆研究的吴存祥研究员告诉我，国产大豆的蛋白质含量确实要比进口大豆高，但两者只相差2% 左右，国产大豆的优势并不明显，不足以弥补两者价格上的差异。农科院退休大豆专家常汝镇教授则告诉我，中国大豆质量不均衡，有好有坏，但收的时候经常是一起收的，无形中降低了国产大豆的品质。张晓平则认为，进口大豆主要用来榨油，含油量自然要比国产大豆高，但对大豆品相的要求不高，因为没有必要。国内用来做豆腐的大豆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品相自然要好一些，因此笼统地比较两者的差别是不公平的。

更多的谣言则集中在转基因的安全性上。有人说外国农民种的大豆都出口了，本国人不吃，其实美国大豆超过一半都是自用的，巴西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并没有区别对待。“中国台湾地区不产大豆，也不从大陆进口食用大豆，台湾的豆制品几乎都是用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做出来的，台湾人民吃了这么多年，也没出问题嘛。”张晓平说，“还有人造谣说国外用的除草剂草甘膦有毒，但其实这种除草剂毒性很小，而且很容易降解，中国进口大豆这么多年，还没有出过一次草甘膦等农药残留超标的问题。”

常汝镇教授还告诉我，目前国内的很多酱油厂用的都是进口豆粕，实际上我们已经吃了很多年转基因酱油了。

“因为公众对转基因存在误解，‘非转基因’这个保护伞还可以用几年，国产大豆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会消亡的。”矫树凯说，“问题是，如果采用种种非贸易壁垒把国产大豆保护起来，大豆产业就真的能发展起来吗？”矫树凯认为，“豆贱伤农”的说法言过其实了，农民不种大豆还可以种其他作物，大豆生产受到冲击并不是中国农民的世界末日。事实上，中国的大豆播种面积在上世纪达到历史最高点时也只有1.4 亿亩左右，现在则维持在1.1 亿亩的水平。如果像现在这样人为地保护国产大豆，就会提高下游产品的成本，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的消费者，他们被迫去花更多的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好东西。

更重要的是，“非转基因”这顶帽子虽然暂时保住了国产大豆的市场份额，却也让国产大豆的耕作技术停滞不前，不但产量迟迟上不去，而且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免耕法的困境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一直是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但自上世纪30 年代开始，国外科学家开始质疑精耕的做法，认为这种方式造成了土壤水分的丧失和耕层土壤的流失，继而开始质疑古老的耕作技术是否真的能帮助作物生长，是否真的改善了土壤结构，除草是否真的只能靠锄和犁。”矫树凯说，“于是，国外有人开始试验少耕或免耕，更准确的说法叫作‘保护性耕作’(Conservation Tillage)，其核心要素就是尽量少地扰动土层，尽量少地裸露地表，尽量少地田间作业，尽量多地保留秸秆。”

“美国和南美已经广泛地采用了免耕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土壤有机物含量持续增加，产量也随之提高。”张晓平说，“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人家的土地越种越厚，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薄。”

免耕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是播种。传统的开沟器是铧式的，土壤先被分到两边，播种后再由一个V 形覆土器将分开的土收拢回来盖住种子。后来有人发明了免耕播种机，用了一种圆盘式开沟器，两片圆盘将土层“切”了一条缝，种子掉进去后再由一个装置将该“缝”挤合，整个过程对土壤的干扰很小，近乎免耕，播种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相比之下，除草的进展较为缓慢。地表的残茬覆盖对杂草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还是需要使用除草剂。科学家们先后研制出了各种类型的选择性除草剂，可以除掉某一类杂草而不伤苗，但效果均不理想。直到抗除草剂转基因品种的出现才使得免耕条件下的除草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我国免耕技术的推广只是近20年的事，与其他国家遇到的问题大体相当，但由于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品种尚未被我国批准种植，免耕法的推广受到了很大影响，已经远远落后于美洲。”矫树凯说，“多年精耕细作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土壤有机物含量很低，最差的西南地区只有0.6% 左右，中原地区为0.8% ～ 1%，东北人引以为豪的黑土地其实也只有2% ～ 3%，相比之下，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和美国的中西部‘玉米带’已经达到了4% ～ 5%。”有机物含量高的土壤吸水能力强，不但可以节约农业用水，而且可以提高农田里的生物多样性，增加土壤肥力，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产量。

“其实中国养殖业的环境污染也很严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张晓平说，“既然进口大豆主要是为了将其变成动物蛋白，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从国外买动物蛋白呢？去年双汇收购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肉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这件事就释放一个很强的信号，说明我们国家正在考虑从买大豆逐步过渡到买猪肉，让生产条件更好的美国去处理养殖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话虽如此，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把肉类供应全部交给国外，还是需要大量进口大豆。因此我决定去南美洲走一趟，看看这些进口到中国的大豆都是怎么种出来的。

阿根廷的一位大豆供应商展示收获的新鲜大豆(摄于2008年)。

2013年5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家农场在收获季节使用收割机收割大豆。

2008年4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家粮食工厂的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包装大豆种子。

粮商邦吉公司T6码头的工作人员展示大豆筛选前后的结果。

罗萨里奥市粮食交易所的工作人员正在检验粮商们送交的谷物样品。

阿根廷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从北京飞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快也要近30 个小时，这让我再次慨叹，大豆这样一种相对廉价的农产品，绕地球半圈来到中国，却依然能够赚钱，真是一个奇迹。

我在2003 年底来过一次阿根廷，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没换掉的50 比索纸币。10 年前用这笔钱可以吃3 顿牛排加红酒的大餐，如今却只能在快餐店买一只双层汉堡了。阿根廷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20% 多的高位，导游告诉我，他几年前买的一辆车今年刚刚用比原价更高的价格卖掉了。“这年头阿根廷老百姓根本不敢往银行里存钱了，到手的工资立刻得想办法花掉，只有这样才能保值。”他说。

布宜诺斯艾利斯位于拉普拉塔河的入海口，从这里逆流而上，向左拐到帕拉纳河上继续向北航行约400 公里，就来到了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Rosario)。这里有着阿根廷最大的农产品码头，超过80% 的阿根廷大豆都是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的。

因为上游布满酸性红土的缘故，帕拉纳河的河水是黄色的，但仔细看并不脏。从罗萨里奥出发继续向北航行，超过100 公里的河道上停满了悬挂着各国国旗的货船，这些船大都是6 万吨级的，可以一直深入阿根廷内陆550 公里装货，大大节省了运费。不过因为这里最浅的地方只有10 米左右，货船最多只能装5 万吨大豆就得往外开，开到某个深水港补齐了货物，然后再一路向北纵贯大西洋到达欧洲，或者一路向东穿越印度洋到达中国。“这条河每年都有3000 艘6 万吨级的货船前来装货，一艘船平均需要20 个小时才能装满，从这里出发需要在海上航行35 天才能到达中国。”邦吉公司(Bunge Company) 分公司经理毛利西奥• 图里斯(MauricioTuelis)向我介绍说，“算下来平均每吨运往中国的大豆需要交40 美元陆上卡车运输费和10 美元装船费，海上运输还要再花50 美元。”

邦吉公司是阿根廷数一数二的粮商，公司旗下拥有一个T6 码头，阿根廷大豆贸易的19% 是从这个码头运出去的。这家公司的停车场大得一眼望不到头，据说最忙的时候每天有1300辆30 吨位的大卡车排队等待卸货。我去的时候还没到收获旺季，广场上只有成百上千只鸽子在散步，它们被掉在地上的大豆喂得一个个膘肥体壮，看上去都快飞不动了。

图里斯带我参观了T6 码头的装卸车间，每辆卡车都会被自动照相机拍下来存档，卸货前机械臂会插入大豆中自动取样，然后分装到牛皮纸袋里，打上条形码后送到位于罗萨里奥市中心的农产品交易所(Bolsa deComercio de Rosario)进行检查，一切合格后才会允许出口。整个过程都是双盲的，防止有粮商贿赂检验员。仔细看，T6 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运货码头，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压榨车间，以及十几个存放豆粕的仓库，最大的一个能装20 万吨豆粕，它们大都是为欧洲市场准备的。

“阿根廷早在上世纪60 年代就开始建设大豆压榨厂，当时还都是国有的，如今全部私有化了，产能严重过剩。”图里斯说，“今年整个阿根廷预计将生产5300 万吨大豆，但即使全部留下来榨油也只能满足60% 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很少出口大豆原豆的原因。相比之下，巴西国内只有很少的几家榨油厂，所以巴西主要出口原豆。”

中国的情况和阿根廷非常相似，榨油厂也是产能过剩，处于等豆下锅的状态，所以中国只愿意进口大豆，这就和阿根廷产生了竞争的关系。去年中国只从阿根廷进口了612 万吨原豆，但今年预计将有所增加，再加上中国还进口一部分大豆油，所以阿根廷今年大约将有1000 万吨大豆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阿根廷还有两个地方和巴西不同。第一，阿根廷只有4000 万人口，只是巴西的五分之一，再加上阿根廷人喜欢吃的牛肉大部分都是用潘帕斯草原的草喂出来的，所以阿根廷国内对于大豆的需求量非常小，本国产的大豆几乎100% 都以原豆、豆粕或者豆油的形式出口了，巴西则要留下一半供本国使用。第二，阿根廷政府对出口大豆征收35% 的出口税，豆粕和豆油的出口税略低，但也高达32%。换句话说，阿根廷农民每生产3 吨大豆，就有1吨被政府拿走了。在这个全世界政府都在补贴农业的时代，阿根廷政府的做法绝对称得上是个异数。

“阿根廷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工业，矿产和石油资源也都不丰富，以前还可以靠出口小麦玉米和牛肉挣外汇，但现在这几样东西国内也都需要，出口太多了会导致物价飞涨，阿根廷政府为了稳定物价，对这几样东西限制出口，所以就只剩下了国内需求量不大的大豆可以用来出口挣外汇了。”罗萨里奥农产品交易所的市场分析师埃米尔丝•特里(Emilce Terré)对我说，“如今阿根廷政府每年的税收总额为1000 亿美元左右，其中100 亿美元来自农产品贸易，绝大部分是大豆。虽说总数只有十分之一，但大豆贸易挣的都是美元，实际价值要比国内那些服务行业的税收大得多。可以说大豆就是阿根廷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如果没有大豆的话，阿根廷的货币必将大幅度贬值，阿根廷经济就垮了。”

那么，面对如此严苛的税收政策，阿根廷农民是如何还能盈利的呢？这就要去阿根廷农场看一下了。

潘帕斯草原上的农场

距离罗萨里奥港口30 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家族农场，乌兰加(Uranga)家族从1857 年起就在这块地方开荒种地，慢慢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00 公顷土地的大型农庄。农庄位于潘帕斯草原的中心地带，这片广阔的草原平得像一面镜子，一眼望不到边。除了刻意保留的几棵古树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种上了大豆，零星的几块玉米田在低矮的大豆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兀。

“我们农庄基本上种的都是大豆，去年发生了轻微的旱情，每公顷只收了3.5 吨大豆，今年气候条件特别好，预计每公顷可以产4 吨以上。”农庄的农业技术负责人何塞•费里(JoseFerri)对我说，“因为距离港口比较近，所以运输成本低，每公顷大豆的种植和运输成本在400 美元左右。但是我们有70% 的土地是租来的，每公顷还要交500 美元的租金。”

费里是罗萨里奥大学农学院的毕业生，据他介绍，这家农场有100 名雇员，包括很多像他这样的农学院毕业生，以及专业的销售人员，经营水平算是比较高的，其他农场没有这么先进，无论是产量还是成本都要差一些。根据阿根廷一家农业咨询公司提供的数字，阿根廷中部的大豆主产区平均种植成本大约为每公顷767 美元，其中包括种子费49 美元，以及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各种利息与税金。去年的大豆收购价为每吨314 美元，如果每公顷能产3 吨大豆的话，每公顷可以净赚175 美元。但如果租地的话，每公顷平均租金为371 美元，反而要赔196 美元。但如果每公顷能产4 吨大豆的话，就可以赚118 美元了。阿根廷70% 的农地都是由租赁的人在经营，可见后一种情况才是主流。

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况不难发现，阿根廷农民之所以很难赚到钱，主要原因是大豆的收购价太低了。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阿根廷政府要征收35% 的出口税，而阿根廷政府之所以敢这么做有两个因素：第一，阿根廷的大豆主产区位于潘帕斯草原的中心，这里过去一直是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经营，土壤肥力保持得很好，阿根廷农民花在化肥上的钱比巴西农民少很多。第二，阿根廷境内的这条帕拉纳河正好从潘帕斯草原的中心穿过，为阿根廷大豆提供了一条廉价的运输线。巴西则没这么好的运气，从巴西大豆主产区的中心到出海港口的公路距离约为2700 公里，运输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由此可见，阿根廷农业的先天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但这点优势都被阿根廷政府拿走了，导致阿根廷农民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很多人不堪重负，纷纷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别人经营。据统计，阿根廷在过去的40 年里流失了40 万农民，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农场的面积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而经营农场的人则逐渐演变成了职业“包工头”，他们像开工厂一样搞农业，每个环节都精打细算，力争提高效率。比如我参观的这家农场没有自己的机械化设备，无论是播种机还是收割机都去专门的公司租。租来的这些大型机械都配备了卫星定位(GPS)系统，几乎不需要人来操作，一天24 小时都可以工作。

再比如，这家农场非常重视高科技，他们知道只有紧跟科学发展的潮流，使用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否则就没办法跟别人竞争。“我们比别家农场早10 年开始采用免耕法，如今已经使用了20 多年，土壤肥力保持得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的产量比别家高的主要原因。”费里说，“但是这样做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大豆田里的生物多样性太丰富了，不但病虫害会比较多，而且鸟也越来越多，每年都会被它们吃掉一部分豆子。”

我抬头看，天上果然有成群的鸟儿在飞。蹲下身子仔细检查这片大豆田，不到1 米高的茎秆上挂满了豆荚，已经开始发黄的叶片上可以找到各种昆虫。拨开密密麻麻的枝叶，只见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死叶片，都是上一茬农作物留下来的，大部分叶片已开始腐烂。腐叶下面是黑色的土壤，由于叶片挡住了阳光，减少了水分的蒸发，所以土是湿的，攥在手心里一挤就能挤出水来。向远处看，整片豆田都是平的，没有裸土，没有沟坎，更没有焚烧秸秆后留下的黑灰，和中国农村很不一样。

吉林农科院大豆研究所前所长矫树凯告诉我，东北种大豆的传统做法是“秋翻地，春起垄”。前者指的是在收获之后，封冻之前，用犁(现在是拖拉机)把整个耕层翻过来，将作物残茬和草籽埋在土下，这样既可以深松土壤，又可以防止来春的草荒。后者指的是春天解冻后用犁打垄，垄高20 厘米，垄宽60 ～ 70 厘米，起垄后再把土壤压实等待播种。起垄的目的一是方便后来的松土除草作业，二是农民认为垄可以提高地温。这还没完，大豆出苗后还要“三铲三趟”，继续用人工来清除杂草，直到大豆苗长高后挡住阳光，这才终于不用担心杂草问题了。

“阿根廷以前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们的耕作技术也都是从北半球的传统农业国家学来的。”阿根廷免耕协会前主席加斯藤•帕尔玛(Gastón Palma)对我说，“后来我发现传统的耕作方式损害了阿根廷的土壤，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钻研免耕法，如今这种方法已经普及到全国，超过90% 的土地都采用了这种耕作方式。”帕尔玛今年73 岁，本职是个外科医生，种地只是业余爱好，没想到渐渐种出了心得。阿根廷像他这样的白领农民非常多，他们在工作中积攒了一些钱，总数不见得很多，却不敢存银行，只能找地方投资，农业是他们的首选。这些人大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思想解放，知识丰富，又肯钻研，渐渐把原来那些地主们甩在了后面，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70% 的农地都是由一群知识分子白领在管理，地主们则靠租金生活的缘故。

像阿根廷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原因在于农业的特征决定了小农户很难发财致富。农民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进城打工，把土地交给别人管理。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土地兼并的热潮必将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一大批像帕尔玛这样的专业农民，像经营工厂一样种庄稼。

“我认为阿根廷农业的崛起要感谢三件事情，第一是70 年代大豆的兴起，第二是80 年代出现的免耕法，第三是90 年代出现的转基因技术。”帕尔玛说，“实践证明大豆是最适合阿根廷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豆农赚了不少钱。免耕法改良了阿根廷的土壤，使得阿根廷农业变得可持续。转基因技术则彻底解放了劳动力，节约了成本，使得阿根廷农业具备了与其他农业大国抗衡的实力。”

据帕尔玛介绍，大豆最早是由阿根廷国家科学院引进来的，当时只是众多外来农作物中的一种，产量也只有每公顷1 ～ 1.2 吨。后来经过阿根廷科学家的不断改良，大豆逐渐适应了阿根廷的气候，产量直线上升，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最终搭上了大豆贸易这艘巨轮。

阿根廷的主要农业区是潘帕斯草原，这里原本是农业和畜牧业轮作，类似于休耕，土壤肥力可以有效地得到恢复。随着大豆越种越多，水土流失现象变得严重起来，免耕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原本是北方农民采用的耕作方式，已经实行了几千年，这么做一是为了松土，顺便让冻土尽快融化，便于植物的根系生长，二是为了除草，就是把冬天长出来的杂草连根铲除。首先质疑这一传统农耕方式的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英国，经过不断钻研，科学家们发明了免耕播种机和选择性除草剂，解决了播种和除草的难题。

“早些年除草是一件又贵又麻烦的事情，必须同时使用好几种不同的除草剂，比如氟乐灵(Trifluralin)和氟吡禾灵(Haloxyfop)等等，分别用来对付不同种类的杂草。也有一些广谱的除草剂，比如百草枯，但毒性太大，在土壤里残留时间长，农民不敢多用。”阿根廷谷物协会执行主席马丁·弗拉吉奥(Martin Fraguio)对我说，“后来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低毒的草甘膦，不但能够杀死一切杂草，而且在土壤中最多一个月就自动降解了，没有残留，好处太明显了，于是草甘膦迅速占领了市场，把其他除草剂公司气坏了。”

但是，因为农作物也会被草甘膦杀死，农民们只能在播种前一个月先喷洒一遍，等草甘膦自然降解后再播种，播种之后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手工除草，或者定点滴上几滴。不过，当时的草甘膦非常昂贵，每升要20 多美元，农民本来也不敢多用。1996 年孟山都推出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美国和阿根廷几乎同时批准了这一新技术。这种大豆不会被草甘膦杀死，农民们可以在任意时间喷洒这种除草剂而不用担心影响产量，这就大大简化了操作程序，节省了劳动力，缩短了将近一个月的种植期。后一种功能看似不起眼，其实对于潘帕斯农民来说非常重要。这里冬天气温较低，通常一年只能种一季农作物。有了草甘膦后，农民们可以加种一季具备超级固氮能力的速生豌豆，既增加了收入又调整了土壤，一举两得。就这样，潘帕斯草原上的农民们绝处逢生了。

转基因大豆的秘密

“阿根廷政府最早批准种植的转基因大豆就是我研制出来的，用的是阿根廷本土的品种。”阿根廷头号大豆育种专家、现任尼戴拉(Nidera)公司大豆项目负责人鲁道夫·罗希(Rodolfo Rossi)对我说，“因为这项技术的使用，以及草甘膦专利到期后的大幅降价，使得采用免耕技术的大豆种植面积从1993 年时的不到100 万公顷增加到现在的将近2000 万公顷，这就是转基因技术的附加效应。”

罗希博士从1976 年起就开始研究大豆，1991 年他所在的种子公司被种业巨头尼戴拉买下，后者从孟山都买来了抗除草剂基因的使用权，让他负责把这个基因转入阿根廷大豆当中。转基因技术难在第一步，即基因本身的研发和植入，一旦有了第一个转基因品种，将其转入另一个品种不是一件难事。罗希很快获得了成功，大田试验也进行得很顺利。最终是尼戴拉(而不是孟山都)向阿根廷农业部提出了种植申请，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尼戴拉的总部虽然在荷兰，但老板是阿根廷人，主要业务也都在南美洲，通常被认为是一家阿根廷的公司，这一微妙的区别被认为是阿根廷转基因大豆为何批准得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阿根廷农场主们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是阿根廷外汇的主要创造者，自然也就有权利要求政府在政策上予以配合。中国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形成集团优势，没有被大家认可的利益代言人，这是转基因技术在中国迟迟不能推广的重要原因。

截至目前，阿根廷一共批准了28项转基因技术，它们大都采取了和抗草甘膦大豆类似的模式，即基因本身全部来自六大跨国种子公司(美国的孟山都、先锋和陶氏，德国的巴斯夫和拜耳，瑞士的先正达)，但种子则都是阿根廷本土品种。难道阿根廷就不担心他们的农业命脉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吗？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比转进去的这个基因更重要的是种子里面原有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基因，它们才是真正决定某个品种是否适合阿根廷的关键因素。”阿根廷农牧渔业部主管转基因审批的副部长洛伦佐·巴索(Lorenzo Basso)对我说，“孟山都不能为我们提供百分之百的解决方案，阿根廷本土的种子公司做了更多的工作，它们的价值比孟山都大得多。”话虽如此，巴索也承认生物技术对于农业的现代化极为重要，孟山都虽然只贡献了一个基因，但它的价值绝对不能用简单的百分比来衡量，否则转基因也不会成为这么大的话题了。问题在于，这个基因不是白给你的，孟山都肯定想通过出售使用权挣一笔专利费，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阿根廷却没能实现。

“第一代抗草甘膦转基因刚进来的时候正赶上阿根廷政府修改专利法，大约有2000 多个专利申请受阻，我们的基因也包括在内。”孟山都主管拉丁美洲的副总裁帕布罗·瓦奎罗(Pablo Vaquero)对我说，“其中一个专利的拥有者把阿根廷政府告上法庭，2002年被判败诉，于是我们也和其他专利持有者一样停止了申诉，转而寻求其他解决办法。”

没有阿根廷专利就没办法从阿根廷农民那里收取专利费，于是孟山都转向欧洲，试图从大豆购买国那里收取这笔费用，官司打了好几年，孟山都再次败诉，于是他们决定停止抗争，放弃了这个基因，转攻玉米，最终变成了阿根廷玉米种子的最大供应商。而阿根廷的大豆市场则被本土企业唐马里奥(Don Mario)和尼戴拉瓜分了，它们都没有向孟山都缴纳专利费。

那么，在这件事上阿根廷农民占便宜了吗？倒也未必。从此以后大豆的转基因研究遇冷，1990 ～ 2010 年只有两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被引进到阿根廷，与玉米的10 多个品种相比差距明显，阿根廷农民占了小便宜吃了大亏。中国的情况更糟糕，目前中国唯一大面积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就是抗虫棉，但这个抗虫基因很快就被盗版，其结果就是跨国公司不再引进新的转基因棉花，导致中国棉农这么多年来一直用不到最先进的技术。

“南美洲的农民一直不太尊重知识产权，阿根廷只有20% 的农民从正规渠道买种子，另有30% 自己留种，其余的都是从黑市购买非法的种子。”罗希告诉我，“玉米还算好，大豆在这方面非常糟糕，种子企业都不愿投钱给大豆的高科技研发，孟山都几乎是唯一这么做的公司。”

虽然首战失利，孟山都并没有彻底放弃大豆市场。2006 年该公司和阿根廷政府谈判，终于说服对方修改了相关法律，允许孟山都的基因申请阿根廷专利。此后，孟山都于2013 年推出了为南美市场量身定做的抗虫抗除草剂两种性状叠加的转基因大豆产品(商品名Intacta)，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同时具备这两种性状的转基因大豆，美国都还没有(主要原因是美国大豆的虫害较轻)。这回孟山都学聪明了，事先和阿根廷豆农签订协议，要他们保证不使用非法种子，即使自己留种也必须缴纳专利费。目前已经有上万名豆农和孟山都签了协议，占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80%。

“孟山都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投资做研发，向农民提供新技术，农民利用我们的新技术赚更多的钱，然后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报酬返还给我们，否则的话就没人愿意搞研发了。”瓦奎罗说。

这样的盈利模式是商业社会的常态，没想到在农业领域遇到了如此大的阻力，原因就在于很多人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不应该被跨国企业“剥削”。好在阿根廷的农民都已经变成了农场主，弱势群体的概念对于他们而言不再适用，双方的实力甚至可以说是倒过来的，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会和美国一样成为生物技术的领跑者的原因，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根据阿根廷生物技术信息和发展委员会(ArgenBio)2011 年发布的报告，转基因农作物进入阿根廷后的前15 年(1996 ～ 2010) 一共为阿根廷带来了726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中654 亿美元来自大豆。这654 亿美元当中有72.4% 被农民得到，政府拿走了21.2%(主要是出口税的增加)，6.4%被转基因技术的提供者(种子公司和除草剂公司)挣到。与此同时，阿根廷提供的廉价转基因大豆还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890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两者相加，这项技术一共为全世界带来了1540 亿美元的好处。如果没有这项技术的话，全球大豆市场的均价在2011 年将增加14%。

因为好处太大，转基因技术在阿根廷的扩张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在阿根廷仅用了8 年时间就达到了近100% 的普及率，人类历史上仅有杂交玉米在美国爱荷华州的普及速度能够与之相比。如果只看阿根廷的话，杂交玉米用了27 年的时间才达到88% 的普及率，墨西哥矮秆玉米用了12 年才达到90% 的普及率，普及速度都远不及转基因大豆。

转基因技术为阿根廷农业带来的好处绝不仅仅是增产那么简单，对于阿根廷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极为显著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使得免耕法得以迅速普及，导致阿根廷大豆主产区的土壤流失速度降到了每公顷每年2 吨以下，远低于通常认为可承受的每公顷每年10 吨的水平。免耕法还节约了能源，降低了碳排放，种植每公顷大豆所消耗的汽油从1996 年的35.8升减少到2010 年的22.2 升。不过，该报告还表达了对阿根廷农业前景的担忧，认为阿根廷的转基因政策法规已经落后，导致阿根廷“全球第二”的位置于2009 年被邻国巴西超过。巴西因为各种原因长期落后于阿根廷，但在2005 年修改了相关法律，一举实现了反超，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转基因种植国和农产品出口国。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要去巴西亲眼看一看才能知道。

位于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一处大豆仓库。

农场主罗格里奥·帕切科。

 

阿根廷肥沃的潘帕斯草原曾经是高乔人的天下，他们的祖先来自南欧，移民到南美后以放牧为生。这群人身材粗壮，性格豪放，崇尚自由，喜吃牛肉，爱喝马黛茶，绰号“南美牛仔”。如今这些人的后代大都放弃了游牧生活，在草原上定居下来，成了农民，进口到中国的大部分南美大豆都是这群人种出来的。

高乔人的活动范围很广，后来因为国界的关系被人为分成了阿根廷人、巴拉圭人和巴西人。巴西的高乔人主要分布在和阿根廷接壤的南大河州，这块地方的气候和潘帕斯草原相差不大，但地势较高，是典型的温带丘陵。夏末秋初时节在这里开车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放眼望去，公路两边是一块块农田，因为作物和收割状态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仿佛一幅镶嵌画。仔细看，我发现农田大都开在山坡上，山谷中则保留着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郁郁葱葱的甚是养眼。

“巴西政府规定南大河州的每一个农场都必须保留20% 的原始森林，我的农场里经常可以见到野鹿出没。”农场主罗格里奥· 帕切科(Rogerio Pacheco)指着地上的一排动物脚印对我说，“我还养了18 箱蜜蜂，去年收获了450 公斤的蜂蜜，有人说转了抗虫基因的农作物会杀死蜜蜂，纯属胡说八道。”

帕切科今年54 岁，一个人带着5名帮手管理着800 公顷的农场。他原来是一名电子工程师，因为工作不好找，便花钱买下一块地，当上了农民。算下来他已经种了25 年大豆，在这方面颇有心得。也许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缘故，他一直非常关心农业中的高科技，勇于尝试最新的技术。比如他很早就采用了免耕法，土壤保养得非常好。再比如，他多年来一直坚持大豆和玉米按照2 比1 的比例轮作，保证每块地3 年内至少种一次玉米，无论种大豆多么赚钱都没有放弃玉米。

“大豆和玉米是非常好的轮作搭档，两者的互补性很强。”帕切科说，“玉米可以减少大豆的病虫害，为免耕法提供大量的残茬，大豆则可以减少玉米的病虫害，同时具有固氮功能，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减少玉米的化肥使用量。”

最让我震惊的是， 帕切科居然还专门开辟出一块1.5 公顷的试验田，种了10 种来自不同公司的大豆种子，通过亲身实践来比较各家种子的优劣。这些种子全都转入了孟山都的Intacta 基因，但分别来自不同的公司。这种高科技种子非常昂贵，每公顷需要215 美元，比老种子贵了183 美元。但215 美元当中只有79 美元是交给孟山都的专利费，余下的钱都被种子公司赚走了。这个模式很像买电脑，大部分钱是付给硬件厂商的，小部分钱是付给微软的软件费。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本地公司即使没有转基因的研发能力，也可以通过这种“专利授权”的方式参与到高科技种子行业中来。但软件和基因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软件厂商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售出软件的管理，而基因一旦随着种子进入了一个国家的农业体系，其专利持有者就再也收不回去了。有些人担心开放种业自由竞争会被跨国企业垄断了国内的种子市场，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反而是基因的专利持有人更有理由担心收不到专利费。我在南大河州一共走访了3 家农场，全都像帕切科这样引入了最新的农业技术。有了这样聪明的管理者，产量自然就上去了。帕切科告诉我，他的农场去年的产量是每公顷4.3 吨大豆，成本大约为500 美元，去年的大豆收购价为每吨400 美元，这样算下来他每种1 公顷大豆可以赚1200 美元。去年他的农场总收入超过了200万美元，扣除各种税收和贷款利息后净赚120 万美元。

与阿根廷不同的是，巴西的农场主大都是自己买地种，租地的比例较低。像南大河州这块地方，1996 年时的地价只有每公顷1100 美元，现在已经涨到每公顷2 万美元以上了。涨价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大量购买大豆抬高了价格，另一个原因就是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引进使得免耕法得以大量普及，防止了水土流失。这块地方是丘陵地，存不住水，土壤偏酸，本来非常不适合发展农业，免耕法的普及提高了土壤的质量，这才使得大豆成为一种可以盈利的农作物。

这三家农场的主人都告诉我，他们是从1996 年开始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的，但是巴西政府直到2005 年才批准了这种转基因大豆，比阿根廷晚了10 年，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当时都是从阿根廷偷来的种子，属于非法种植。因为来自阿根廷的品种植株矮，产量高，我们还给它起了个外号，叫作马拉多纳。”帕切科说，“虽然我没有因此而被抓住，但我听说附近有的农场被政府派来的检察人员查封了，还有一个农民被逼自杀。我自己倒是不害怕，因为我相信科学，坚信真理是在我这一边。”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小岗村，当年这个村子的18 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摁下了手印，最终逼迫政府修改政策，开启了包产到户的时代。

那么，巴西的这个转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巴西政治家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了搞清这段历史， 我专程去圣保罗采访了当事人罗伯托·罗德里格斯(Roberto Rodrigues)， 他在2003 ～ 2006 年担任巴西的农业部长，巴西的转基因政策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如今他已经72 岁了，从部长位子上退下来后担任了圣保罗一所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罗德里格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根本不需要翻译。下面就是他的故事：我是农民出身，大学学的是农学。我搞了一辈子农业，一直都在代表巴西的各个与农业有关的行业协会向全世界推广巴西农业，并因此而去过81个国家，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

巴西早在1995 年就制定了第一部《生物安全法》，第一代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早在1998 年就被有关部门批准了，但是巴西的环保组织非常多，势力很强大，他们援引巴西的《环境法》，指控这种转基因大豆违反了这部法律。问题是这部《环境法》是1981 年制定的，当时还没有转基因技术呢，于是按照这部法律，任何转基因农作物都是非法的，这事根本就没法谈了。因为环保组织不断上诉不断挑战，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一直无法完成品种注册，从理论上讲一直是非法的。我年轻的时候见识过杂交玉米进入巴西的过程，当时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理由和现在一模一样，无外乎就是反对高科技，再加上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我认为杂交玉米的案例说明我们应该相信科学，不要把科学的事情和政治掺杂在一起。

2002 年卢拉第三次竞选总统，邀请了25 位圣保罗州不同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我当时是圣保罗农业部门的负责人，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他。那次会上他对我们说，这次选举我很有可能会赢，当上总统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因此先来和你们见见面，希望你们给我提提意见。我当时就站起来对他说，你的竞选演说中关于农业的部分逻辑有问题，你只提到了小农户，没有考虑到大农场主的利益。而你之所以要制定偏向小农户的政策，只是为了赢得他们手中的选票而已，如果你真心希望小农户发展壮大的话，那他们就将变成大农场主，成为你的农业政策所歧视的对象，所以我认为你的农业政策首尾不一致，自相矛盾。他当时很惊讶，说没人跟我说过这个道理啊，你是第一个。

那次选举卢拉果然赢了，并于2003 年初正式走马上任。他把我找去， 要我当他的农业部长。我回答说，我不能担任这个职位，因为我是自由党的，没有投你的票。卢拉回答我说，我不要求你非得投我一票，我只希望你能为这个国家贡献你的聪明才智。我答应了他， 于2003 年走马上任。我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巴西豆农非法种植转基因大豆的问题，通过调查后发现，巴西大豆已经有12% 都是转基因的了，与阿根廷接壤的南大河州更是有80% 都是转基因的，我无法再忽视这个问题了，就去找卢拉，要求他支持我修改相关法律，将转基因纳入正规的管理体系，否则巴西大豆贸易将会受到重创。当时我的最大障碍来自卢拉的环境部长玛丽娜·席尔瓦(Marina Silva)，她是极端的转基因反对派，只要是转基因她一定投反对票。只要有她在，任何决议都不可能获得一致通过。

更要命的是， 卢拉所在的劳工党本身是一个左派的政党，非常反美。当时有个部长对卢拉说，反转政策是写在党章里的(Programmatic)，卢拉回答说， 我更喜欢务实的态度(Pragmatic)。

有了卢拉的支持，事情就好办多了。我先是制定了一个临时政策，允许农民卖掉当年收获的转基因大豆。然后开始着手制定新的《生物安全法》。我和卢拉商量，决定成立一个由9 名部长组成的临时委员会，着手制定新法律。看上去这是一个很民主的过程，卢拉从来没有公开表明他的立场，但私下里我们商量过很多次，我知道他是支持的。于是我决定先去做点准备工作，保证这个委员会能够站在转基因这一边。

当时这9 名部长当中有7 人反转，只有我和科技部长支持转基因。于是我先去找了经济部长，向他解释了转基因对于巴西农业的重要性，他是卢拉的好友，与卢拉私交很深，很快就改变了立场。然后我又去找司法部长，那人是个律师，思想比较开放，也很快被我说服了。最后我去找宣传部长，他是个日裔巴西人，是劳工党最早的元老之一，也是卢拉智囊团里最重要的人物。说服他比较困难，最后我不得不拿出了杀手锏，在一个周末邀请他去我的农场住了一天，亲自给他讲解示范粮食都是怎么种出来的，农民最需要什么，以及转基因技术将在哪些方面给农民带来好处。最终我成功了，于是我手里就有了5 张票。卢拉知道了这件事后，便立即宣布成立委员会，着手制定新的《生物安全法》，不用说，这项动议很快就获得了通过。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说服国会。我亲自去巴西的各个大学，动员了一大批科学家加入了我的团队，帮助我挨个说服国会议员们。最终我的努力没有白费，2005 年巴西政府制定了新的《生物安全法》，废除了和《环境法》的矛盾之处。第二年成立了巴西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CTNBio)，专门负责转基因技术的评审工作。这个委员会由27 名专家组成(因为巴西有27个省)，他们必须是与转基因有关系的专家，而且必须有博士学位，这就把一大批非专业的社会活动家们挡在了门外。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决议都采取简单多数票的办法，不采用欧盟的特定多数票(Qualified Majority)的投票机制，这就避免了少数反转派不分青红皂白地捣乱，使得审批过程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新法律的通过扫平了巴西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从此巴西农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几年后就超过了阿根廷，成为全球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的亚军。在大豆方面，2003 年时巴西大豆的平均单产仅有每公顷2.3 吨，10 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数字达到了每公顷3 吨，增加了30%。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派代表来巴西学习，他们都非常羡慕我们的这个新法律，以及巴西政府的执行力。

现在看来，巴西农业技术改革的关键就是成立了巴西国家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委会)，我专程去圣保罗大学采访了即将卸任的安委会主席弗拉维奥·芬纳迪(FlávioFinardi)博士，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圣保罗大学植物系副教授，专攻农作物营养学。

“我从2008 年开始担任安委会委员，2012 年当选安委会主席。安委会每两年更换一批委员，并选一次主席。为了防止徇私舞弊，每位委员最多连续担任6 年委员，所以我今年必须卸任了。”芬纳迪对我说，“这是个义务工作，没有报酬，安委会每个月在巴西利亚开一次会，共同审查转基因申请书，然后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通过。”据芬纳迪介绍，安委会自2006 年正式成立以来已经通过了51 种转基因，其中35 个来自植物领域，其余的是微生物(发酵工业)和转基因疫苗。目前巴西的农业转基因审批平均只需要18 个月的时间，是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最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投票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且杜绝非专业人士参与。

“我这届安委会的27 个委员当中有6 个委员总是投反对票，16 个委员基本都会支持，其余的5 人中立。反对者主要是巴西的环保组织代表，以及小农户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反对转基因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与科学无关，但因为人数有限，无法构成威胁。”芬纳迪说，“事实上，只要安委会的人员构成是按照科学的标准选定的，那么审查的结果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科学问题，而科学问题是有客观标准的。”

当然了，转基因是否安全是科学问题，到底种还是不种则关系到跨国贸易。巴西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审批程序都分成了两步，第一步先由科学家们审查某项技术是否安全，第二步再由政府决定是否允许上市，后一步完全是出于贸易上的考虑。

“阿根廷这么做和中国有很大关系。”主管转基因审批的阿根廷农牧渔业部生物技术局局长马丁· 利马(Martin Lema) 对我说，“ 中国政府有个规定，一种转基因农作物如果没有在国外被批准商业化种植，那么中国连进口审批程序都不能开始，可如果阿根廷批准了某种转基因大豆在国内种植，中国却迟迟不批准进口的话，农民不就抓瞎了吗？为了解开这个死结，我们决定采取这个两步走的方式，先批准种植，好让中国的审批程序能够启动，等中国批准了，阿根廷政府再正式颁发种植许可，农民这才开始种。”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中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地区)对于南美农业政策有着直接的影响。事实上，双方正在逐渐演变成竞争关系。如果将来某一方变得特别强大，那么南美的农民们很可能就会把另一方抛弃，不会再按照它的要求行事了。比如，芬纳迪告诉我，巴西的转基因审批程序过去一直是仿照欧盟的标准制定的，比美国要严格。比如巴西不承认实质等同原则，而是每一项新技术都从头开始审评，好让欧盟放心。但是随着欧盟的地位逐年下降，巴西的转基因审批程序也越来越偏离欧盟，向美国模式靠拢。

再比如，巴西也仿照欧盟模式，制定了贴标签制度，凡是使用了转基因成分的食品都必须在外包装的显著位置印上一个明显的黄色字母T，消费者一看便知。

“我个人认为这个贴标签政策失败了，因为大部分巴西老百姓都不怎么关心转基因，我的一个医生朋友甚至认为这个T 代表着反式脂肪酸！”芬迪说，“另外，据我所知很多使用了转基因原料的食品加工企业都不贴标签，因为他们知道监管机构根本查不出来。比如用转基因大豆制造的豆油和非转基因大豆制造的豆油完全没有区别，怎么查？”

我去圣保罗的几个大型超市转了转，发现货架上很容易找到印有字母T的食品，包括大豆油、沙拉酱、玉米片、玉米粉和蛋糕等，甚至不少宠物食品也贴上了T 标签。我在巴西当地超市没有看到贴有“非转基因”标签的食品，只看到一个“有机食品”专柜，价格比普通食品高了很多。我唯一看到“非转基因”标签的是家乐福超市，这是欧洲反转运动的发源地，他们的货架上有一种900 毫升装的家乐福品牌豆油，贴着“非转基因”标签，标价2.85巴币(1 美元约合1.9 巴币)，仅比旁边的一款转基因豆油多了0.20 巴币。

与巴西相反，阿根廷不强制食品厂商贴标签，所以阿根廷的超市根本找不到任何转基因的字样，连“非转基因”标签都找不到。阿根廷最大的报纸《号角报》(Clarin)农业版的主编塞尔吉奥·帕索格利亚(SergioPersoglia)对我说，普通阿根廷民众根本不关心转基因，这个问题已经没人讨论了。

“因为亚马孙雨林的缘故，巴西的环保组织非常多，也非常活跃，但他们闹了一阵子后见应者寥寥，便都调转枪口，去反对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了，不再有人关心转基因议题。”帕索格利亚对我说，“阿根廷的环保组织比巴西少很多，活跃程度也低，没人带头反转，所以阿根廷的转基因推广比巴西早了很多年。”

虽然出师不利，但巴西在总统卢拉和农业部长罗德里格斯等人的推动下，迅速改变政策，后来居上实现了反超。根据巴西著名的农业咨询公司塞拉瑞斯(Celeres)所做的调查统计，巴西去年一共种了3710 万公顷的转基因农作物，比上一收获期增加了460万公顷，位列世界第二位。而在《生物安全法》刚刚修订完成的2005 年，巴西的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只有900万公顷，10 年增长了3 倍，增长幅度位列世界第一。

其中，巴西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高达2440 万公顷，占巴西转基因农作物总面积的65.7%。但是，巴西的转基因大豆仅占巴西全国大豆播种面积的92%，与阿根廷的接近100% 尚有不小的差距，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决定去巴西利亚寻找答案。

巴西科学家的贡献

巴西利亚是巴西的新首都，位于整个国家的中心位置，这里海拔较高，气候炎热，旱季和雨季降水量差别极大，是典型的亚热带高原气候。

“巴西中部有一大片亚热带稀树高原，巴西人称其为塞拉多(Cerrado)，巴西大豆新增的播种面积主要集中在这里。”塞拉瑞斯公司的总经理安德森·加瓦奥(Anderson Galvão)对我解释说，“塞拉多的土地非常贫瘠，没必要种昂贵的转基因大豆，所以农民们都会先种几年廉价的普通大豆，把这块地改造好了之后再来种高产的转基因大豆或者玉米。”

据加瓦奥介绍，巴西新增农地大部分集中在位于巴西中部的这片贫瘠的高原地带，并不像某些环保组织说的那样是开垦亚马孙森林所得。因为长年雨水冲刷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塞拉多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一片贫瘠之地，使用价值极低。30 年前一瓶啤酒的价钱就可以买1 公顷土地，即使这样都没人要。但是这块地方总面积巨大，温度和阳光都适合种庄稼，如果改造成功的话理论上可以新增1 亿公顷农田，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潜力最大的粮仓。

上世纪70 年代，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The Brazil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Corporation，简称EMBRAPA)响应巴西政府的号召，开始研究如何改造塞拉多。这个EMBRAPA 是由巴西政府资助的农业研究机构，其宗旨是通过科学研究开发出最适合巴西国情的农业新技术，帮助巴西农民提高生产效率。这家公司一开始试图照搬发达国家的农业模式，从美国引进了一系列农作物和耕作方式，经过试验后发现此路不通。

“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公路，一辆宝马车很可能跑不过一辆廉价的小卡车。”加瓦奥总结道，“同理，高科技种子往往对于生长环境和水肥条件的要求也很高，达不到要求的话就不能发挥它的功效，纯属浪费钱。”

首战失利之后，这家公司改变做法，立足巴西本土，开发出一种适合在热带地区生长的大豆，以及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固氮菌种和耕作模式，不但很好地适应了塞拉多的气候，而且还可以顺便改造塞拉多贫瘠的土地，增加土壤肥力，为后来的高产农作物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过20 多年的不断改造，如今的塞拉多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变成了良田，巴西南部的高乔人、农民纷纷北上置地种大豆，巴西大豆中的绝大部分都产自这片地区。去年巴西一共出口了4200 万吨大豆，其中四分之三出口到了中国，占中国大豆总进口量的一半。换句话说，中国人餐桌上的动物蛋白有一半来自这片被高科技改变了的贫瘠高原。

因为塞拉多地区纬度较低，冬天也能耕种，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还专门为这里开发出了一年两季甚至三季的轮作模式，大大降低了种植成本。

“这里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距离巴西的港口太远，平均运输距离高达2700 公里，再加上巴西的基础设施不行，公路质量差，运输成本太过昂贵。”加瓦奥对我说，“所以巴西政府正打算另辟蹊径，开挖一条运河通向北边，与亚马孙河相连，通过这条河把大豆运出去。一旦这条运输路线开通的话，将节省6 天的时间，运输成本也会相应地降低。”

巴西大豆的案例说明了两个道理：第一，高科技不见得适合所有的情况，转基因技术再好，也有一个本地化的过程。第二，本土种子企业即使没有跨国企业那样的科研硬实力，也可以想办法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本国农民提高生产效率。

就拿孟山都刚刚推出的抗虫抗除草剂大豆Intacta 来说，我采访过的三位巴西农民有两位说好，一位持保留意见，原因就在于他试种的Intacta每公顷只多收了180 公斤，不是宣传手册上说的350 公斤。这多收的180公斤大豆只能卖222 巴币，可Intacta种子的价格比普通种子贵336 巴币，这样算下来种Intacta 反而亏了。不过这位农民还没有放弃，他打算再种一年，看看是否是自己的种植方法出了问题。

在一个正常的商品社会，像这样的消费者和厂家之间的价格博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市场自己会调整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状态，不用外人操心。

至于说第二条，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他们的起点也许不高，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再加上政府的积极扶持和宽松的政策，这家公司已经逐渐赶了上去，在很多方面已经可以和跨国种业巨头平起平坐了。我专程去这家公司位于巴西利亚的总部访问，见到一拨儿来自韩国的科学家正在那里取经。这家公司刚刚出了两位明星级人物，都是巴西本土培养的科学家。一位名叫艾利比奥· 雷赫(Elibio Rech)，他和巴斯夫公司合作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抗除草剂大豆品种，能够抵抗巴斯夫旗下的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当年这种低毒除草剂和孟山都的草甘膦平分秋色，但孟山都率先开发出了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一举击败了对手。但是草甘膦一家独大并不是什么好事，容易导致杂草产生抗性。如果农民们有另一种“除草剂/ 抗除草剂转基因”系统可供选择，不但可以逼迫草甘膦降低售价，而且可以防止出现所谓的“超级杂草”，一举两得。雷赫博士主持研发的这种转基因大豆是第一种在巴西本土研制成功的转基因农作物，2009 年被巴西政府批准，取名Cultivance。这个基因也已被中国政府批准，有望在明年登陆中国市场。

另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阿拉冈(Francisco Aragão)，他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小分子干扰RNA 技术研制成功一种能够抵抗金色花叶病毒的转基因菜豆，这种病毒仅在去年一年就导致巴西南部的3 个主要菜豆种植州损失了2 亿美元。这种转基因菜豆也已经拿到了巴西政府颁发的品种证书，今年就会在巴西境内开始种植了。有趣的是，研发这个品种只花了20 万美元，但用于应付各种安全审查和审批程序的钱却高达330 万美元，这还仅仅是巴西境内的花费，如果他想让这个品种种到其他国家去，还得再花更多的钱去通关。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为什么会那么贵，发展速度为什么那么慢。

与巴西相比，阿根廷政府在支持本国科学家这方面就比较逊色了，没有能和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相比的机构存在。于是阿根廷农民开始了自救。2001 年，23 个阿根廷农场主每人拿出一笔钱，成立了Bioceres 公司。这家公司的宗旨就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适合阿根廷农民使用的新技术。他们知道自己没能力在抗虫抗病方面和孟山都等跨国企业竞争，便主动放弃了这个领域，转向那些看似前途不够光明的项目，比如提高作物抗旱防涝的能力，或者提高农产品营养价值等等。这些性状对于提高产量的作用不够明显，大公司不愿投钱，但农民也很需要。不过这家公司并不是从头开始，而是想办法从全世界寻找合作者，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整合到一起，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培育出优势明显的新作物。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有了270 个股东， 代表了3% 的世界大豆产量。现任首席执行官费德里克·特鲁科(Federico Truco)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科学家，他认为阿根廷科学研究水平不行，只能走合作开发的路子。但是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水平不比任何国家差，应该能够参与到全世界的种业研发当中去，绝不能走闭关自守的老路。“欧盟的转基因政策已经导致大量高科技人才外流到别的国家了，中国绝不能步欧盟的后尘。”特鲁科对我说，“像大豆这样的商品，中国已不可能自给自足。如果想要在大豆贸易中分一杯羹，靠去国外买地也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企业兼并的办法直接参与到种子研发当中去，用技术来参股。”

有趣的是，就在我采访他之前没几天，中粮集团出资收购了来宝集团旗下的来宝农业51% 股权，以及尼戴拉公司51% 的股权，通过这种并购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粮食生产的链条中来，以后进口的大豆也许就不用再分什么进口或者国产了。

这个世界本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