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与乡土中国

2014-01-25茶余饭后评论355阅读模式

香烟与乡土中国

近日看了魔鬼教官黄章晋写的文章《中国香烟的政治经济学》，为教官钩沉探幽的功夫折服，不由得想起了少年时在乡村见到的许多有关香烟的小故事。或许能从中一窥中国南方乡村社会的某些肌理。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控烟主义者。
去年11月，我参加中国控烟协会纪念“控烟十年”的一个会议，会上我谈到了自己对控烟的感受，对中国控烟的前景感到乐观。理由是，至少在我的生活中，相互不敬烟太正常了。作为一个不吸烟者，我家里从来不备香烟，也没有烟灰缸。无论谁来家里做客，奉茶之外，我从不会敬烟，偶尔有客人拿出自己的烟想抽，放眼客厅，找不到烟灰缸，于是作罢。
这当然是在北京，一个烟民到不吸烟的朋友家里做客，主人不敬烟他不会觉得受到了慢待。相反，在不抽烟的人家中吞云吐雾，烟民一般会觉得内疚。——哪怕主人一再申明：没事，你想抽就抽。
一旦离开北京回老家，情形就大不一样。从京城到省城，再到县城，最后回到生养我的那个小山村。越往下面走，“香烟文化”越浓厚。
恰好，就在我参加完“控烟十年”会议的几天后，我回到湖南老家，行程中所见证实了我上面的判断。
到了长沙，和几位老朋友相聚，有官员请吃饭。席间给每个人敬烟，敬的不再是一支，而是一盒软蓝芙蓉王。我摆摆手，说“谢了，我不抽烟。”对方也就不再将烟塞给我。回到县城，一位抽烟的朋友同行。在老家买卖做得好的一位高中同学请吃饭，开席前敬烟，依然是一人一包蓝芙蓉王，我照样推辞，老同学无论如何要让我收下。从长沙和我随行回家的那位朋友说，入乡随俗，老兄弟的烟，你就是不抽，得收下吧。
我知道这是他委婉地提醒我。我离乡多年了，没有意识到不接受老同学的烟，很可能会视为失礼。于是便把那包烟揣进兜里。
第二天回到距离县城30公里的老屋，父母很欣喜，还留在村里的族人——都是五十岁以上的长辈或兄长闻讯来家里探望。父亲嘱咐我发烟——他抽了五十年的烟，后来得了肺心病，2010年春天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后，便戒断了烟，因此家里也就不存烟了。
我知道，如果我不给同族的长辈和堂兄们敬烟，一定会被他们怪罪，认为我瞧不起他们。父母也会感觉到很没面子。幸好，那包老同学给的烟在兜里。于是拿出来扯开，一人敬两支。可是，我没有打火机，无法给他们点烟，这在乡下也算失礼。一位堂哥一笑，说，知道你不吃烟，不带打火机，没事，我这里有。于是他拿出火机打上火一一给点上，最后点燃自己嘴里那一支。
我在北京“控烟”的坚定性，到了老家，也就打了折扣。
香烟，是如何深入到我老家那个偏僻的山村的？我的祖先们，究竟是从哪一代开始抽烟的？
据史料记载，烟草在明末传入中国，到了清朝初期，抽烟成了贵族和官员中的时尚。朝鲜李朝《仁宗实录》丙戌（1646）五月条记载：“九王喜吸南草，又欲得良鹰，南草良鹰，并可送入。”九王即睿亲王多尔衮，朝鲜国王敬献烟草和良鹰以取悦这位执掌大清国柄的摄政王。由此可知产于美洲的烟草有一条路线是经过朝鲜从北面进入中华，烟草入中华的是另一条路线从福建、广东沿海登陆。香烟从高层的时尚行为“飞入寻常百姓家”，应该经过一段时间。那么，我猜测湘中农村的人抽烟的历史不会早于18世纪。但具体哪一朝，已难考证。反正从我记事起，村里只要是成年男人，就没几个不抽烟。——不抽烟的男人被人看不起，一般是“妻管严”。
祖父抽的是水烟，整个家族只有祖父和另外几个族祖父抽水烟。抽水烟的多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坐在太师椅上，左手端起白铜铸造、擦得铮亮的水烟壶，右手用一根麻杆引火，点燃烟斗里的烟丝， “咕噜”吸了一口，然后很享受地半闭着烟，背往椅子靠背上一仰。非常有范。或许是看过《神秘的大佛》的缘故，我心里总认为抽水烟的是地主恶霸之类，因为电影中的沙驼爷手拿着水烟壶。多数老农用旱烟管抽烟，我国“文革”时期老贫下中农的标准形象是对襟衣、布巾缠腰，腰上插一根旱烟管。我家有一根长度有些夸张的旱烟管，从烟嘴到烟斗的铁管有三尺长，是曾祖父传下来的，祖父用水烟筒，这传家宝便给了父亲。父亲也不用，于是常被我们兄弟拿来当棍棒飞舞。父亲告诉我们，这旱烟管就是曾祖父一件趁手的武器，平时用来抽烟，遇到袭击就用它御敌。
父亲那辈人已经很少用旱烟管或水烟筒了。在外面工作的抽纸烟——即商店里卖的，但多数不带过滤嘴。在乡务农的人则抽“喇叭筒”——用土纸把旱烟丝卷成喇叭形状。父亲在外面工作，但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在家务农，负担重，抽不起纸烟，又觉得用报纸卷“喇叭筒”太寒碜，不符合他一个公社卫生院院长的身份。于是他和许多家境不好的基层干部一样，买了一个手工卷烟机，用专门的白纸和烟丝，自己加工成两头一样粗的烟卷，看起来和商店里卖的纸烟没啥区别。
乡下人待客，有“烟酒茶饭”四端，其中“烟”排第一名符其实。乡间人际交往，只有对重要客人，才会请他喝酒、吃饭，或向其奉茶。而敬烟则是最宽泛的交际手段，第一次认识甚至是陌生人碰面，拉近彼此距离的方式就是敬烟。香烟，也成了物质匮乏时代，农民除了必须的煤油、布匹、盐巴、农具等商品外，购买量最大的一种商品。农家在逢年过节或贵客来时，才会到商店里买几把纸烟，一户人家待客的纸烟标准，基本上代表着这家的家境加大方程度。我记得少年时最便宜的香烟是7分钱一包的“支农”牌，稍微富裕的家庭则用2毛2一包的“岳麓山”待客，买2毛7钱一包的“香零山”的人家很少。小学毕业时，我们班同学为了感谢班主任——一位退伍的民办教师，小伙伴们问父母要钱，给老师买一包“岳麓山”香烟。以地方名胜为香烟品牌，似乎全国皆如此。当我成年后，第一次上岳麓山，马上想到的就是那个香烟品牌。
为什么贫穷的湘中农村，男性抽烟那么普遍呢？我想一个最大原因应该是当地种植烟叶。在人民公社时代，种烟叶是我们生产队最重要的一项副业，队里修建水利设施、买农药化肥或年底可怜的分红，主要依靠卖烟叶所得。生产队山坡上的旱地，几乎全种着烟叶。烟叶阔大，沾满露水，煞是好看。可牛从来不嚼食，而喜欢趁人不注意偷食禾苗或菜叶。长辈人告诉我们放牛娃的舌头也分得出好坏来，烟叶子太苦，它当然不吃。
我家屋后面，是生产队专门用来烤烟叶的烤房，尖顶，大烟囱。墙很厚，外面还涂着厚厚的黄泥巴。有一个大炉膛，一位在六十年代大饥饿时期从中专学校辍学回家的族叔，庄稼活不好，被队里派工专司铲煤烤烟。趁着露水未干，队里的农民将烟叶一片片采下来，挑回队部，一片片拴在木棍上，再搭在烤房里的架子上。然后封闭烤房，由司炉的族叔点火，往炉膛里加煤。一房子烟叶从青变绿，要好几天。烤烟火候最重要，火太小，烤不透，还发青，烟丝就烧不起来；烤过头了，烟叶发脆，烟味儿全没有了。因此烤烟的那几天，司炉者昼夜不得休息，隔一段时间要去查看火候，添加煤块。
烤烟的季节多在中秋节后，天气已经转凉。孩子们喜欢围着烤房的炉膛取暖，或者从收割完的黄豆地里捡来遗漏的豆子，交给司炉的族叔，让他放到空空的煤铲上，伸到炉膛里烤熟。
一房烤烟出炉，是生产队的大事，成年男子钻进温度还未完全降下来的烤房将烟叶取出来，老把式检查一番评定烤的质量，如果烤得恰恰到位，会说一句：这次烟叶能买个好价钱。于是围观者欢呼雀跃。
因为生产队产烟叶，一部分烤好的烟叶分给农户，队里男人抽的便是这样的自产烟。——当外面工作的人回村，向某位农民敬纸烟，被敬者谦让的理由便是：我吃的是队里烤好的毛烟，冲头大，吃你那个纸烟，不过瘾！说归说，他们一般会把纸烟接下来，然后夹在耳朵上面。乡村红白喜事后，酒醉饭饱的男人们回家，几乎人人在左右耳分别夹一支香烟。
1982年生产队分田到户，需要集体协作的烟叶种植和烘烤，也就无法进行。于是几年后，那座烤房被拆除了。
现在我回老家，几乎见不到农民种植烟叶，可是，农民抽烟和敬烟的陋俗并没有消失。打工的年轻人回家过年时孝敬长辈的必是一条条越来越高档的香烟。
中国的控烟，最难得不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不是机关、学校、商店这样的公共场所，而是在我老家那样的乡村。